一个人的地图

      ——谈谈我的诗歌传承

即使将“我的诗歌传承”这样的字眼放在副标题中，我还是无法抑止自己的惶恐。艺术的传承，总让我想起王维之于陶渊明；想起阿氏贝利之于史蒂文斯，梅利尔之于阿氏贝利；想起里尔克之于罗丹……这些“事件”，至今仍让我激动莫名。而我对传统、经典，乃至发生在个人命运洪流中的遭遇的亲近，都是以“误读”开始的。如果这些偏离、篡改，这些围绕某个隐秘中心的相互纠缠可以称之为“传承”，那我庶几可以指认出个人写作地图上的几个乡村据点，作为“认识自我”这一古老规训的见证。

1         王维——汉文化词语的纯正发声

一个诗人对词语的选择、使用，潜在地反映出他对本民族语言的血肉见证，也只有通过与优秀诗人的秘密相约，一种语言才可能在词语中完好地传承它始源性的文化基因。作为形、音、意集于一身的汉字，其内蕴的词与物的关系、人与世界的关系，是我开始诗歌写作以来一直悉心体证的。90年代中期，当我认真、反复阅读王维的作品，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、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这样的诗句深深地触动着我，我觉得自己听到了汉语词语那纯正、伟大的发声。在唐代诗人中，王维不是最有才华的，也不是思想最为深刻的，但我觉得：他是语言上贡献最大的诗人，他的诗写，完好地保留、清澈着汉语词语的本真面貌，敞亮了汉语词素涌动的源泉——能指和所指不是割裂，而是处于浑然一体的平衡中（在我看来，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概念不能完全适合对汉语的分析）——正是在这里，我感到西方拉丁语系的诗歌与汉语诗歌的差异。只要我们还在用汉语写作，只要诗歌还承载着语言的过去、未来，承载着文化的根基和良知，我们的诗歌写作，就应该努力靠近这种源泉，并在某种新的可能性中，敞亮、丰盈它。我努力这样做，比如在《青城诗章》中，尽量让代表自然物象的词语不变形，尽量让这些词语保持在对事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共生性命名状态中。

2         《诗歌的三种声音》

这是T·S·艾略特的一篇著名诗学论文，虽然它不象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那样被大量引用，但它对我写作的“影响”并不比其诗歌和其它论文小。通过误读他对玄学派诗人的误读，我开始在自己的写作中使用一种既不是作者，也不是文本当事人，更不是传统形而上的全知训戒者的“声音”来参与文本组织，参与同其它力量的对话——它常常被我放在文本加引号的区位里。它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引用、强调，也不应该形成对其它“声音”的挤压、排斥；它只是几种声音中的一种，最好的状况下，它参与构成复调，并提示出生命和文本的有限性及其反抗。我想，这是我回应时代复杂性的一个小小手段：既要对称于我们置身的广阔和混乱，更要忠贞于自己深切感知到的神秘精神谱系对自我当下的修正。在《十首诗及其副本》和许多短诗中，我比较频繁地使用了这种手法。

3         柏桦——当代汉语诗人的合法性

在当代汉语诗人中，柏桦的存在是意味深长的。他那让你在隐秘之处震颤不已的抒情诗，他强烈而优美得颓废的政治幻觉，他在80年代中、后期短短几年就完成的高峰，以及90年代以来不同于他人的长长沉默，不时迫使我思考当代汉语诗人的文化合法性问题。不错，柏桦是“左倾”的，在他个人生活的隐秘之处，极有可能盘桓着难以言表的怪僻，但他是一位真正能在自己诗歌中完成个人和时代“宿命”的诗人，其语言和心灵的相互化学反应，其诗体和风度的卓尔不群，在我看来，完全证明了当代汉语诗人文化身份的合法性，并再次对它提出新的诘问。我不断从中吸取力量，宽宥并鼓励自己在此一时代的种种“怪僻”——我相信，在诗人的文化身份上，并不存在所谓“政治正确性”；我理解，柏拉图号召人们将诗人赶出“理想国”，是一种人类之爱反对另一种人类之爱的“战争”。此一时代，此一国度，诗人们仍然将穿行于“战争”的阴影中，并有望在自己的黑暗之处领受光明。(2003-10-26)